塔尔德利去哪了（塔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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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一览：
塔尔德的模仿律包括什么?
下降律B几何级数律，接近律。
《模仿律》法国社会学家塔尔德（G.Tarde）的经典作品，是在美国人埃尔希·克鲁斯·舶森斯女士的英译本基础上翻译而来的。在书中，作者提出了他最有影响力的观点：模仿是基本的社会现象，是社会进步的根源，对于人类的社会生活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模仿是先天的，是我们生物特征的一部分，人们通过模仿而使行为一致。《模仿律》内容深入浅出，译文流畅生动，而且，为便于读者理解，增加了大量的中译者注释。
三个模仿律：
1 下降律：社会下层人士具有模仿社会上层人士的倾向。
2 几何级数率：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模仿一旦开始，便以几何级数增长，迅速蔓延。
3 先内后外律：个体对本土文化及其行为方式的模仿与选择，总是优先于外域文化及其行为方式。
现在西方文明及其行为方式，在中国的方方面面都引起的巨大的影响。本土文化在很多情况下反而退居其次，所以第三条尤其值得商榷。
如何理解塔尔德关于报刊与公众的观点?
在20世纪初，法国学者塔尔德同样注意到了报刊的社会和政治功能，在1901年出版的《舆论与群集》一书中，塔尔德认为报刊对社会的一个最主要的贡献，就是造就了现代舆论的主体——公众。他分析道，在报刊出现以前，社会群体的活动形态“本质上是保持肉体接触的集群”，这种群体通常聚集于同一的物理空间之中，容易受到模仿、暗示和感染机制的制约，具有情绪性和激动性，往往形成非理智的群体行为。报纸的出现导致了公众的诞生，公众与作为物理人群的“集群”不同，他们是“纯粹的精神上的集合体”
塔尔德的详细介绍
《刑法哲学》是塔尔德的代表作之一，也是西方近代犯罪学和刑法学的一部重要著作。塔尔德对其在长达25年的地方法官生涯中审理的刑事案件中所反映出的社会问题很感兴趣。1880年，他在《哲学杂志》上写出了一系列批判龙勃罗梭（Lombroso）理论的文章，令人信服地批判了龙勃罗梭的天生犯罪人论。塔尔德的第一部著作是《比较犯罪论》（1886年第一版，1902年第五版），在该书中他主张犯罪人是职业型的，提出犯罪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现象的理论。这些观点在《刑法哲学》（1890年第一版，1903年第四版）得到更为详尽的阐述。塔尔德一生著述颇丰，除其代表作《刑法哲学》和《比较犯罪论》外，较重要的还有：《模仿的规律》（1890年）、《刑罚和社会研究》（1893年）、《权利的变化》（1894年）、《社会逻辑学》（1895年）、《对立的普遍性》（1897年）、《经济心理学》（1902年）、《隐的人》1903年，其中许多著作被翻译成英、德、西班牙等多种文字。
本书共九章，作者运用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的方法研究了刑法哲学的一系列问题。塔尔德在评述了实证派犯罪学之后，着重论述了责任理论、无责任能力理论、犯罪人、犯罪、审判、刑罚和死刑等犯罪学和刑法学上的基本问题。 塔尔德在《刑法哲学》一书中的最大贡献，就在于逻辑而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犯罪是一个社会问题，并且必须用社会学的原则和方法解决。公正无私的职业性习惯促使塔尔德对自由意志论和决定论以及其他学说进行调和和综合，从而提供了一个非教条主义提简单明确的责任标准理论，这无论是对于犯罪学，还是对于刑法学都是非常有益的塔尔德在本书中提出了一个选择性的责任标准，这是一个心理学的标准，它有两块基石：一个是自我同一性（theidentity of the self）,另一个是自我和自我环境之间社会相似性（Social similarity）的关系。自我同一性是责任的第一个标准。自我，心理学上的自我，牵涉到很多因素。从心理学的观点上分析自我，就会发现在自我的内在结构中，有机体的意识被包裹在习惯性这一外表之中。一定的情结意识、有机体作用所产生的具有持久性的感觉意识，构成了其他意识活动的背景，而在这些因素中最不可缺少的是记忆意识。习惯性的意识，艺术、宗教、教育和职业上的思想，对于人们正在做的或者已经做的，甚至于在其一生中都会对其行为起指导作用。这些因素与其他因素结合在一起构成心理学上的自我。当某人犯罪时，如果他的自我与习惯上的自我不一致，就不能认为他有完全责任。对于很多个体来说，心理学上的自我可以由于很多原因而中断。生活方式突然地改变，如必须抛弃旧的习惯而接受新的习惯，就必须减轻责任。如果严重的心理骚动（如癫痫）中断了原来的意识背景，抹去了对过去的回忆，并且损坏了一直指导其行为思想，那么责任必须减轻或者免除。塔尔德提出的第二个责任标准，是社会相似性。很明显，没有因与陌生人联系而有所变化的南洋孤岛居民，如果第一次被从他的出生地带到我们这里，那么，我们就不能让他与我们社会里的居民一样，对所实施的犯罪承担责任，因为只有生活在我们社区里的人，这两个责任标准有着明显而具体的进步。按照塔尔德的观点，专家们能够清楚地指出感觉、有机体和其他方面的改变，并且记忆丧失问题也完全可以由熟练的专家做出肯定或者否定的结论，以解决责任、无责任以及二者的变化问题。为了确定自我状态的变化，从而最终确定责任，则必须揭示有机体和精神条件的变化。严重精神病人在其严重生病期间，必须确定其无责任，因为他不仅遭受了精神和肉体的剧烈改变，面且他们同时还失去了与周围社会环境的联系，所以犯罪人不是精神病人。同样，先天性白痴和先天性低能儿与世人相比，尽管他们一生都没有遭受过肉体和精神条件的显著变化，但是他们不具有社会相似性，因而也没有责任。如果有机体和精神的作用虽然一早影响其行为，而没有中断或突然的变化来改变自我，但却有所减弱的话，行为人应承担部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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